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曙光前夕-免费试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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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叫江独明，出生于1904年2月14日。”我在笔记中这样写到“重庆人，世代经商……”我一笔一划地写着，尽全力回忆着种种往昔旧事，在左手边的镜子里，西洋灯映照下的我有着不忍直视的面庞，瞎了左眼，脖子上有一条贯穿喉咙的刀疤，也就60左右的岁数，却显得格外苍老。
“可以说我人生中的前15年都过得顺风顺水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。但随着一系列的革命，五四运动、新文化运动等地发生，一切都变了天……”
记得在我15岁那年，我的父母经常频繁地夜不归宿，时不时带了很多客人回来，一谈就是一整天，生意也不管了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带着帽子的男人，他的帽檐压得很低，使我看不清那男人的样子，但他的皮肤很白，我并不敢靠近他，即使那位先生从来没注意过我。
就这么忙活了没一阵子，我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地方不再安全了，带着我们全家去了上海，说起来，也许是我锦衣玉食惯了，想着这逃命没准儿就几天的事儿，过不了多久就又能回去了，天真的我最开始甚至很兴奋，我还没出过四川哩！可谁知，我们家这一逃，就是三年。
这三年里，我算是从一少爷成了落魄的流民，这少爷，我是回不去了，也算是吃尽了以往未曾吃过的苦。
还记得是刚出发没几天吧，我们就遇到了土匪，母亲将我护在怀里，父亲则只身在前面谈话，也许是土匪良心发现，仅仅只是扣下了大部分钱财便放我们走了，随行的仆人大多被我父亲打发走了，只剩下阿福哥不愿意走。
“我们还是去上海吗？我想回去了。”
我的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，便继续赶路。
1920年1月，我们一帮人才抵达目的地，身上剩下的钱并不算多，只够买下上海一旮旯角落，父亲为了维持生活当了铁路工人，换以前我压根儿想象不了文雅的父亲干这行，更是没有想到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母亲也出去打了一份工，他们没发支撑我继续读书，只好给我买下各类书籍自学，甚至亲自教学，还着重让我掌握洋文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了解的政治，阿福哥也同我一起，生活不尽人意，但氛围还算和谐快乐。
直到1922年的秋天。
算起来今年我也算成年了，过去的两年里我的生日礼物都是些吃食，但我并没有嫌弃，我知道那是父母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，但今年却约着去拍了张一家四口的全家福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今年总是什么事都依他，只觉得像是活在了甜蜜乡，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装作嫌弃的样子，一边说这东西看上去寒碜，一边称这玩意儿是黑白的，一点都不吉利，母亲却笑着打趣道：
“呦，你小子现在倒图个好彩头了！”
父亲也因为我的抱怨笑得开心，只有阿福哥没有放开来，悄悄勾了勾嘴角，阿福哥比我大两岁，是被父亲捡回来的孩子，他一向孤僻惯了，也不敢在这种场合同我们一起。我其实真心拿他当亲兄弟了，于是一把拉过他，道：
“阿福哥，你说是不是，这玩意儿看起来跟遗照似的。”
谁知阿福哥却沉了脸，道：
“少爷是大富大贵的命，干嘛这么打趣自己。”
父母脸上也闪过一瞬间的不知所措，但转瞬即逝，很快便转了话题，要是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便好了。
自18岁生日以后，我的父母便忙了起来，他们不许我和阿福哥外出干活补贴家用，只道要好生学习，将每月的钱按时寄给我们，还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些书籍，类似于译本之类的。特别提了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共著的有关无产阶级的宣言，我格外的感兴趣，上面的革命是我所敬佩的，于是我将这份敬佩也转移到书里提及的政党身上去了。
可阿福哥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，他只是静静地待在我身旁，同我一起浏览，阿福哥似乎对任何事都没太大的兴趣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这个大哥。
1923年2月，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转折点吧，我的父亲参与了罢工，遭到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，他死了，母亲却没有同意去认领遗体，我并不明白为什么，也没有心情，感觉那一天什么都与我作对似的，父亲撑起的一片天瞬间塌了下来，他们竭力为我营造的乌托邦顷刻间灰飞烟灭。
我痛苦，我气愤，我决心要杀了吴佩孚！但现实是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，只能跟自己暗暗较劲。
却不料翌日公告栏里就贴出了我母亲的画像，他们要抓我母亲？！母亲却非常平静，她带着阿福哥和我投奔了一家茶馆，那老板的模样我并未细看，只知道那几日我俩被勒令关在屋子里不许出去，我哭着求她不要走，她没有理睬我的请求，在安置好后便义无反顾地离去。
屋子根本关不住我，我实在是关心母亲的安危，撬开锁后却发现门外不止锁了一道！是五道！整整五道锁链子，太高看我了，没法儿，我好不容易在旮旯角落翻到一截生了锈的铁发卡，在阿福哥的注视下跟锁比拼了起来。
解锁这一工作大概持续了三四天，我才搞定，偌大的茶馆却没有人，我拽着阿福哥上了街，但街上只剩有零零散散几个人往着相同方向走着。
好奇心趋势我也跟了上去，但不幸的预感确是那么地强烈，我开始感到不安，直到我见到了心心相念的母亲，只不过再次见到她，已经没个人样儿了，她就这么被绑在柱子上，周围人很多，都掩着口鼻，母亲肠子流了一地，眼也被捅瞎了，舌头也没了。
我大抵是被硬拖回去的，发疯发泄似的砸了一屋子的东西，撕心裂肺地嚎叫着仿佛要向上天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，送来的饭菜都馊了我硬是没碰，我很饿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但我同时也很疼，眼睛疼，头疼，心更疼。
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两天？我已经记不清了，神情也有了些许恍惚，那位老板办事回来了，与人在门外交流了阵儿，很粗暴地踢开了门，上来就给了我一拳，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趴地上半天起不来，他又拽着我的领子吼道：
“是个男人吗你，你爸妈那样优秀的人是怎么生出你这样的窝囊废的。”
说着把我拽出了门，我有些冒火，开始掰他的手，半天没扣开，眼看着老板拽着我到了池塘，便开始有些慌了，却没力气挣开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板一下子给我按水里去了。
我挣扎了好一会儿，他的力度才松开，我赶紧把头缩了回来，咳了好一阵儿，待好点儿后才睁开眼，擦着脸上的水渍。
他是蹲着的，就这么看着我擦完水，然后伸手过来，我忙向后退了退，哑声道：
“你干嘛！”
他没说话，拍了拍我的头，我拍开了他的手，他愣了下，但没生气，紧接着把我拽了起来，给了我身干净衣服，叫我回屋换上。
阿福哥刚刚才来，就这么站在一旁，等老板出去了他才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递给我。
“待会儿涂一涂。”
也就是这天，老板带着我们离开了上海。
在马车上，我才开始正眼看这位老板，他是位三十出头的的男人，穿着黑色马褂，戴着一顶帽子，那帽子很熟悉，但人却不是熟人，以男人的眼光来看，的确很帅。
母亲说过他叫徐子渊，是可以救中国的政党里的人，也是他以后的老师。
“没事吧。”徐子渊开口道。
“嗯。”我应道，自顾自地将头偏向了窗外。
“这就生气了？”他用逗小孩儿似的语气笑着问道。
我完全不想搭理他，就听他继续道：
“你以后会遇到更多的此类事情，这次是你的亲人，下次是你的兄弟，在下次是你的爱人，难道你要次次都这样？你可以哭，但不能一直哭。你可以难受，但不能一直难受。活着是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，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不是经历过就自甘堕落，一蹶不振。你父母把你交给我，我就要带好你，听懂了吗？以后在队伍里你俩跟着我，叫我徐哥吧。”
我心想自己最开始就是一啥也不懂的少爷，可就算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给折腾个这么几年也该懂点了吧，用不着他这么说，他也会的，便道：
“好的，徐叔。”
“你小子……”
“我们能加入吗？”阿福哥突然问道。
“当然，不强制性，选择在你。”徐哥突然严肃道。
“我不是很了解，但你们的政党可以帮助万万同胞抵御军阀和帝国主义入侵对吧，可以让我报仇对吧，可以的话，让我加入吧，虽然你们没说，但我猜，我父母肯定也是吧，就……也算是继承吧。”
徐哥对着江独明笑了笑。
“但我在想你这德行是怎么进来的啊。”我突然画风一转对着他鄙夷道。
“你真是欠收拾啊。”他突然眯着眼睛危险地看向我道。
我却不想理他了，歪头枕在阿福哥肩上闭目养神，却不自知脸颊一痒。
“呦，又掉金豆子了。”徐子渊看着笑道“又开始伤感了？哭啥呢？”
我伤感他的父母，伤感我不清晰的未来，伤感我不知所措的当今。
